流失的足迹

2019-11-03 04:27 来源:未知

每层楼只一个公共厕所兼澡堂。我晚上上厕所时,要打着电筒在走廊里走一百多米。常常在深更半夜听到呻吟声,出粗气声,在痛快中的煎熬声,床架的晃动声,肉与肉之间有力的撞击声,各种各样的声响都有。有时几间房子里都在干那事。在这栋鸳鸯楼里,都是一些精力旺盛的男人和女人,我想,没有哪一夜会没有一个人干那事。有时,我干完那事到澡堂搞卫生,会遇到同样去搞卫生的人,彼此擦肩而过,都不打招呼,就像不认识。有一次,我刚搞完卫生,听到一个女人叫得很惨:"哎哟娘啊,娘啊,我的娘啊,哎——哟——"。我以为有人生病了,或者遇到暴力袭击,飞快跑过去,正准备敲门救人,发现不对,她正在干那事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做那事会痛快得喊娘的。此后,我干那事都是忍着不发出声音的。我老婆也是。现在条件好了,完全可以放纵地叫唤了,也习惯忍着。

 

池塘

 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苦难,也会有更多的快乐,在记忆深处沉睡的是不愿想起的,但又忘不了的,被快乐包围着,当人们在回忆时总是带着笑容,却在不经意间流出一丝淡淡的忧伤,那消失的苦难化成一行行脚印,愈发显得格外醒目。

那个年代,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方,必定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头像。我们处的会议室是这样,厅机关礼堂是这样,省委礼堂是这样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会议室和礼堂不挂领袖像了。农村神龛上,毛主席像换成了红纸,写满了各路神仙和先人的牌位。我离开西藏二十年了,那里的情况不清楚。

在西藏,藏民家里挂着两幅头像:一幅是毛主席,一幅是班禅。

我在集体澡堂里洗了十六年澡,直到一九九六年,热水送到各家各户,在家里就能洗上热水澡了。我单位的澡堂曾经变成了养猪场,养了两年猪,现在成了废品仓库,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如今没有那个单位有集体澡堂了,那段历史结束了。但出现了类似于澡堂的场所,比如洗脚城,桑拿中心,洗浴广场,等等。其性*质和功能,完全不同于集体澡堂。长沙被称为"脚都",也被有钱人美誉为最好"玩"的城市。

我的处长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,很胖,坐在主席台上,很威严,给人一种完美的大官形象。在澡堂将衣服一脱,形象发生反差极大的逆转,肚皮像个锅底,一旁因开过刀,一道尺把长的刀口印,像一条巨大的蜈蚣。一个多么完美的形象,将衣服脱去后,变得如此丑陋。以后见到他,我总能洞察出衣服遮掩下的大肚皮和紫色*的蜈蚣。阿雷比我大一岁,一脸麻子,不太好看,在澡堂里看到的形象却是完美无缺,肌肤白嫩细腻像女孩,身材比例恰到好处,美得无与伦比,非常性*感。我发现,能使人砰然心跳的是人的胴体。衣服能掩盖丑,也能遮蔽美。我从澡堂里得出了经验,在找对象时,不仅要看她的脸蛋,还要看她的脖子、手臂和裙子下露出的小腿,以此来推断那些看不到的部位是否漂亮。身体的美,比脸蛋的美更能吸引人。

领袖像

母亲从乡下来看我,洗澡时,我将她送到澡堂左边的门口,等她进去后,我才从右边的门进去。我的科长带着小孩在洗澡,我就选择在科长旁边的位置。洗着洗着,小孩指着父亲的那个部位问:"爸爸,你下面长那么多胡子,我怎么没有?"科长说:"你还小,大人才长。"小孩说:"我妈是大人,怎么没长?"科长将儿子敲了一指头:"闭口。"在场的人都"哈哈"大笑。科长老婆的秘密,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了。年长的同科长开玩笑,我不敢。只要有人提到"青龙"和"白虎"之类的话题,科长就悄悄走开。那天,我洗完澡出来,母亲站在门口等我。母亲没洗澡。我问:是不是没位置?母亲说:这么多人,怎么好意思?我劝母亲去洗,她无论如何不肯进澡堂。农村的人比城里人更看重个人隐私,即使是同性*之间。

有领导从北京来,要接飞机。我不认识领导,为写接机牌,满办公室找毛笔。翻遍了柜子和抽屉,就是找不到。坐下来想想,十几年没用过毛笔了,办公室搬了几次,办公桌换了几茬,原先的毛笔早就丢了,就是把办公室掘地三尺也找不到毛笔。我走到秘书科,问谁有毛笔?都说没有。几个人翻箱倒柜一通,连一支退休的毛笔都没找到。秘书科长说:我去借。于是,一层楼的人都在找毛笔。找了一个把小时,没有找到。

学习制度

二栋,是建于五十年代的筒子楼,住的多是新婚男女,又被戏称为鸳鸯楼。我在里面住了好几年。其外墙没有装修,是红砖的本色*,红的,屋顶的瓦也是红色*的。从外表上看,就像农村的大队部礼堂。共三层楼,从两个门出入。房子分布在南北两向,中间是过道,几百米长,由于光线暗淡,东边看不清西边。每一间房子大约十五平米,住一户人,年龄大工龄长的另加一间五六平米的厨房。有厨房的和没厨房的都在过道上做饭,小厨房用来做餐厅、客厅和客房。一到做饭时,二十多个人一字形排成一行,就像一个生产车间。烟味、辣味、香味、糊味各种味道混在一起。如果有人呛得打个喷嚏,接着就会有几个人跟着打,打成一串。邻近的几家,饭菜、餐具和油盐酱醋不太分彼此,临时差点什么,说一声就解决了,比买还来得快。如果老婆回娘家,或男人出差了,一个人不想做饭,就到邻居家吃,邻居还会加一个菜,开一瓶酒。邻居间经常请客,四五个男人围着小桌子喝酒,女人们端着碗站在一旁吃,几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里面玩,叫嚷着,小嘴巴凑到父亲或母亲碗里吃一口饭菜。祥瑞、志文爱文学,我们三人常在我的小厨房里谈文学,一谈就到深夜。有时也谈别的,比如理想,个人的苦闷和隐私。我们那时的思想,与生活一样简单。有时兴趣来了,就会喝几杯米酒,把剩菜吃得干干净净。为此,我常有意多做点菜,剩在那里,等他们来。多数情况没来,菜馊了。

我想没有毛笔就用棉花球醮着墨水写。秘书科长立即找来了一把棉花。我说拿纸和墨来。秘书科长又犯难了,说:"找不到墨。""怎么连墨也没有呢?厅里不是有墨水领吗?"我当秘书科长时,每月都按时到厅里去领墨水和纸张的。秘书科长见我不高兴,连忙解释说:"已经几年没领过了。"我有点生气,声音是嚷出来的:"没有领的,不会去买吗?"秘书科长叫小袁赶紧去买。小袁慌慌张张地跑去买笔。我将小袁叫了回来,说:"别买了,就用钢笔水写吧。"于是,大家又到处找钢笔水。一层楼几十间办公室,七八十位国家干部,找不出一瓶钢笔水。我一阵奇怪。我回到办公室,见自己笔筒里也只有签字笔。猛然间,我吃惊不小:自己居然没意识到已有好几年不用钢笔了。钢笔和毛笔,渐渐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淡出,只有那些书法家和画家还离不开它们。

电影散了以后,我和小陈坐在篮球场的石墩上。人散尽了。放映员从放映楼的楼梯上走了出来,朝我们飘过来,就像神话中的某个情景。那位白色*的女孩从我眼前经过,沿着树林下的小路远去,在拐弯处不见了。我空望了好一阵。小陈说:"她应该做演员。"

毛笔与钢笔

院子里,原先有几块桔园、荒地和几段黄泥路。经过三十年的改造,桔园和荒地都变成了楼房,黄泥路都铺上了水泥。楼房之间的空地,种了一些进口的草,把本地的泥土遮得严严实实,上面栽了一些盆景似的树木。只在院子的西北角,有一块不足一分的荒地,露着黄|色*的泥土。不知这块小小的黄土地还能坚守多久?

过了几年,池塘被填了,在上面建了两栋宿舍楼。院子里唯一的池塘没了。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叫袁家岭,从字面上看,应该有一座山。我们到来时,已经没有山了,被几个院子填满了。从八一路起伏的形状分析,这儿曾经应该是一座山。当年,袁家选址于此,一定是看中了这里有山有水。那个池塘应是他们家的后花园。袁家岭旁边原先有一个湘湖鱼塘,后来也被填了,建起了一座叫富丽华的宾馆。以后新来的人就再也见不到水了。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,将山、水、树木、鱼类都绞碎了,种上楼房、烟囱和电线杆。不过,后来的人不知道这儿曾经有水,便不会觉得可惜。

粮票是最后取消的票证。我曾用过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烟票、肉票、副食票,就没见过银票。卖过粮票,两毛钱一斤;卖过布票,两毛钱一尺。读小学时,用布票抵过学费。

最后一块黄土地

粮票

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早上,我刚走进办公室,就听同事说:粮票取消了。我吃了一惊,我身上还有四十多斤粮票,不就废了?我赶紧取了粮票跑到燕山街偷偷去卖,那些小商贩信息比我灵通,我一张粮票也没卖出去,白白亏了八块多钱。我的粮票全部被同事拿去做了收藏品,我有点舍不得,心想以后万一又恢复使用粮票呢?

一天,放映《城南旧事》。早就听说这片子好看,我们八个单身汉早早地就结伴进了电影院。小孩子比我们还早,几十个小孩在里面追追打打。水泥凳上的好位置被占了一大片,他们在水泥凳上垫上报纸或放了马凳,表示这些位置是他们家的。我们选择了一排位置坐下。同来的还有小陈,是我家乡的民办老师,来长沙参加导演招考,住在我这。没多久,进来两位女孩:颖和虹,都穿着白色*连衣裙,露着又白又嫩的小腿。她俩都是我们的师姐,虹高两届,颖高一届,是机关里公认的两大美女。以后三十年,再没进过这样漂亮的女孩了。当她们走近时,我不敢看她们,低着头,脸红了。她俩在我们后排坐下。我不敢扭头看她们,却用耳朵仔细听她们的动静,她们的低语听不清,能清楚地听见剥葵瓜子的声音。天断黑了,人越来越多,凳子上都坐满了,来晚了的就站在两旁。孩子们还在到处跑,尖叫着。一些老人抽着烟,一明一暗,明时能认清抽烟人是谁。一些人摇着蒲扇,不时用蒲扇拍打膝盖和小腿,大概是驱赶蚊子。人行道上来了一个卖冰棒的,将装冰棒的盒子挂在脖子上,嘴里吆喝着,将冰棒递给人群中。我要了两支,我一支,给小陈一支。波宁叫着要我请客,我说要得,一群人就抢着拿冰棒。波宁嘴里含着一支,手里拿了两支,递给颖和虹,得了两声"谢谢"。这小子,花我的钱讨好女生。我花了十多元钱,半个月工资。我心疼钱,却说不出口。颖用手尖在我肩上点了几下,我扭过头去,她问:"吃瓜子吗?"我紧张了一下,接过那个倒圆锥形的纸包,抓了一小撮,正要还给颖时,被波宁抢走了。一小阵骚乱后,波宁将纸包递给颖,颖很客气地说:"你们吃吧。"波宁说:"我们够了,给你留了一点。"颖接过纸包,是空的,知道被耍了,说了声"你最坏!"将空纸包扔在波宁头上。波宁抱着头笑。此时,电影院"唰"地一下射过一道光亮,电影开始了。所有的脸都朝向那堵充当荧幕的高墙。

秘书科长来到我办公室小心地问:"您要写什么?"当他知道我要写接机牌时,不由得笑了一声,说:"交给我吧。"他问了客人的姓名,在电脑前坐了一会儿,打字机里缓缓出来一张接机牌。我觉得自己好笑,天天守着电脑,口口声声说推行无纸化办公,遇事就习惯性*地想到毛笔、钢笔和墨汁,把电脑忘了。

如今,那些在池塘边打水漂的孩子都快五十岁了,都是厅、处级领导干部,身上早就没有放牛娃的土气了。有一天,我站在那两栋楼前,站了好久,想:这儿曾经是一个池塘。如果有人提议将楼房拆掉,挖一个池塘,我一定赞同。但,已经做不到了。填一个池塘容易,建一个就难了。

筒子楼

小陈考上了导演。那位放映员真的当了电影演员。而颖成了小陈的第一个妻子。

工作空闲时,我们几个年轻人争论"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",争得面红耳赤,谁也不让谁。党小组长听到了,报告给科长,科长报告给处长。事情闹大了,我们被集中起来学习了三天。先是学习了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等文章,之后,科长、处长轮流训话,训了很久,处长的手指头把桌子都敲烂了。有几句话的大意我二十多年后还记得:孔老二是读书做官论,你们这是革命做官论。动机不纯嘛!我认为他篡改了我们的本意,我们的意思是人要有理想,要有上进心。但,我不敢说出来。

院子里原先有个露天电影院,三面是围墙,一面是办公楼。院里有几十排水泥凳子,能坐几百人。地面没有冻水泥,铺了一些窑渣。草从窑渣里长出来,散开巴掌大,有些狗尾巴草长得跟凳子一样高,弯着一个狗尾巴。荧幕是一堵高墙,墙上涂了白色*涂料,算是幕布。第一次看见,我觉得城里人也不讲究,连幕布也舍不得扯一块。墙前面有一个土台子,厅长在上面作过报告,也许土台子上以前还唱过大戏。每次放映前,一些孩子跑到台子上打闹,做出各种姿态,把影子投在墙上,得意得在台上打滚。后面的放映室,是一栋两层的小楼,一个碉堡那么大,墙体涂了一层水泥,没有窗户,留了三个洞。侧面有一排水泥楼梯,直升到楼上。放映员是个漂亮的女孩,喜欢穿白色*连衣裙,从楼梯上走上走下,不知吸引了多少目光。

我是一九八零年进入长沙的,成为城里人。城里一切很好,就是洗澡不方便。单位有个澡堂,为平房,在食堂旁的偏僻处。这种安排,跟农户的考虑差不多,把洗澡的地方放在偏间,或柴屋,或厕所边,不能放在显眼的地方。洗澡要排长队,等几十分钟。我第一次进澡堂时,几十个光屁股男人站在水龙头下,我觉得不好意思,不敢看他们。自己洗澡时,总是将身子正面对着墙体,脱衣服或穿衣服时,总是习惯性*地用手或毛巾将那个部位遮一下,不像那些人,毫无顾忌,光着身子到处走动,一根东西像短尾巴似的晃动。经历了几次后,我也消除了乡里人的胆怯,在洗澡的问题上取消了城乡差别,融入了城里人的集体洗澡体制。

钢笔替代毛笔,签字笔替代钢笔,电脑很快就会替代笔和纸张。我想,总有一天电脑也会被别的什么替代的。

露天电影院

在农村,各家各户的神龛上,挂的是毛主席的头像。两边的对联各不相同。有一副对联用得多,我至今记得,左联是"听毛主席的话",右联是"跟共|产|党走。"我读小学时,每个生产队的学生都要排队上学,放学也一样,排在队伍最前头的学生举着一个木框,正面是毛主席的头像,背面是一个大"忠"字。

三十年过去了,谁也没有宣布取消这项制度,但礼拜二、五很少学习了。民主生活会还照样开,只是过去批评多,现在表扬多,连批评也像表扬。

筒子楼拆了。我们都住进了楼房,单门独户。邻居都是同事,却很少串门。筒子楼的那几位邻居,成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

刚参加工作时,院子的东北角有一个池塘,是很规则的长方形,塘坎都是原始的泥土,长着各种野草野菜,跟乡里的塘是一样的,就像我们这一群刚进城的孩子,身上散发着泥土的气味。池塘的南面是一片桔园,我们晚上去偷过桔子,一连几年单位上分过桔子,是这里产的。东面和北面是两排杉树,高高瘦痩的,科长带着我们在树的空隙地翻土,种了玉米。玉米成熟后没分给我们单身汉,即算分给我们也没地方煮熟。东北角上,有一颗大桃树,斜伸到池塘的水面上,春天开着粉红色*的花,很抢眼,给钢筋水泥之间增添了一份乡村的气息。这是乡村被赶出城市时遗留下来的一声浅笑,一个手势。

露天电影院废了几年后,在这块地皮上修了一栋十九层的办公楼。我就在三楼办公。现在,单位都不放电影了,我十几年没进电影院了。露天电影院在长沙只怕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。它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脚印,留在过去,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。没人为它建一个博物馆,等我们这代人死了,它就彻底湮灭了。孩子们只能到小说和散文里去寻找。

澡堂

那时,我想考研,每天早上跑到池塘边的树林里读英语。夏天的早上也很热,身上湿乎乎的,不像山里,再热的天早上是凉爽的。池塘里的鱼,热得受不了,将头浮出水面,两张嘴皮像两个刮号,一张一合。池塘里到处是刮号。鱼成了堆,身子挤着身子,悠闲而疲惫。水面上飘着几只死鱼的白肚皮,随着风往岸边飘。我身边浮着一群鱼,是草鱼,它们一点也不怕我,好像我不存在。我跺一下脚,它们才没入水中,并无受惊的动作。过一会,又浮出水面。那样子,仿佛我一伸手就能将鱼抓在手里。当我弯腰去抓时,它们就立即遁入水底。这些漫不经心的鱼,看似愚钝,却是很机灵的,最善于察言观色*,从我的眼神中就会判断我将要干什么,不怀好意的眼神再伪装它们都能看出来。鱼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,如果它们没有一套过硬的防身术,恐怕早就灭绝了。冬初,池塘里的水被抽干了,我们年轻人被派去抓鱼。池塘里淤泥很深,到了大腿根。我有意将一条鱼踩进泥里,在上面插了一根木棍子。待所有的人走后,我又下到池塘从木棍子下摸出那条鱼,晚上同单身汉们一起煮着鱼吃了,喝了一杯米酒。

2008-12-5长沙墨香堂

刚参加工作那会,礼拜二、五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,是雷打不动的,这叫政治学习制度。万一因工作挤占了时间,晚上一定得补上。学习的内容是报纸、文件、《毛|泽|东选集》和《邓|小|平文选》。有时过民主生活,大家轮流发言,搞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如果晚上学习,会前等人时就打拖拉机,输了的钻桌子或者做俯卧撑。散会后,又接着打,打到深夜。有一次,我和女朋友提前几天约好了礼拜五到湖南剧院看电影,恰好那天下午的学习没学完,晚上继续学。那时没电话,女友白等了一夜,生了我一个月气。以后我学乖了,约会时绝不约在礼拜二、五晚上。

池塘的西边是两栋六层的楼房,编号是第九栋和第十栋。第九栋是厅长楼,我们八个单身汉住在六楼的套间里。陽台上有几颗小石子,我们就拿起来甩,看谁甩得远,波宁甩得最远,也只到池塘的一半。我、介德、立志、汉军、无名、岳飞、佳武都差不多。石子甩完了,我们觉得不过瘾,跑到楼底下去甩。甩的甩远,打的打水漂。水漂我打得最好。别人打的水漂只能跳几下,最多跳十几下。我打的水漂先是跳几下,然后在水面上窜,最后是滑行,就像一条蛇在水面上箭一般地逃窜。玩得正开心时,厅长来了,我们舔着舌头站在一边,不敢多动。厅长一脸不高兴,对我们说:"你们都是革命干部了,不能还像放牛娃那样了。"厅长是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,比我小时候见过的大队书记和公社农业技术员的官不知大多少倍,我拘谨得不会说话了,脸立即红了。等厅长走远了,被宿舍楼遮了,我们才往楼上跑。跑了几步,我发现自己手上还握着三颗小石子,忍不住又跑回池塘边,朝水面上打了三串水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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